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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及影響因素研究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社會學論文發布時間:2021-11-30 09:06:22瀏覽:

                      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是多要素交互作用的復雜過程。通過構建分層線性模型,對我國流動人口的動態監測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具有分層性、家庭依賴性、互動性、差異性等特征。

                         摘 要: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是多要素交互作用的復雜過程。通過構建分層線性模型,對我國流動人口的動態監測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具有分層性、家庭依賴性、互動性、差異性等特征。從個體層面而言,制度因素、家庭特征和居住狀況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具有顯著影響;從區域層面而言,經濟發展有利于提升其社會融合水平,而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的提高則會對其產生阻礙。

                        關鍵詞: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多層線性模型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394(2021)04-0104-12

                      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創刊于1988年,雷潔瓊先生題字。江西省民政廳主管主辦,江西民政期刊社編輯出版,F為雙月刊。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城鎮化的推進和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大量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我國流動人口數量由1982年的687萬增長到2016年的2.45億。伴隨著流動人口規模的增長,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呈持續上升趨勢,從2011年的27.3歲上升至2016年的29.8歲。分年齡組看:0~14歲兒童占比從2011年的19.8%上升至2016年的21.7%;15~59歲人口占比從2011年的79.7%下降至2016年的75.5%;60歲以上流動人口占比從2011年的0.5%升至2016年的2.8%。與此同時,在16~59歲的勞動年齡流動人口中,“80后”(1980~1989年間出生)占比由2011年的不足50.0%升至2016年的56.5%;“90后”(1990~1999年間出生)占比由2013年的14.5%升至2016年的18.7%①?梢,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占比不斷上升,成為流動人口中的主力軍。

                        與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雖然大部分出生在農村,但在20歲甚至更小年齡,就已外出打工。他們基本沒有種過地,鄉土觀念淡薄,成年后的生活經歷更多與城市聯系在一起,對未來發展有著更多的期待,與父輩相比更渴望融入城市。然而,除了制度因素之外,新生代流動人口由于受到個人因素(性別、年齡、婚姻、收入和人力資本狀況等),對農村和城市的認知、認同,以及工作生活期望值等的影響,難以真正與城市融合[1-3]。因此,關注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存現狀,促進其社會融合,對實現城鄉居民共同富裕、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1 文獻綜述

                        西方早在19世紀末就提出了社會融合理論,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和維度對社會融合進行了定義和解釋。Park和 Burgess[4]將“社會融合”定義為“個體或群體互相滲透( interpenetration) 、相互融合( fusion) 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某個群體逐漸形成對其他群體的記憶、情感和態度,不同群體之間通過共享歷史和經驗,最終融匯于共同的文化生活中”。他們將社會融合分為四個方面:經濟競爭、政治沖突、社會調節和文化融合[4]。隨后又提出 “多元文化論” “區隔融合論”等。Mehta[5]指出多元文化融合可以使移民族群保留自身的文化,并與其他文化和平地交流,建立起與主流社會成員之間的良好關系。Ports和Zhou[6]通過對美國第二代移民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的子女可能只在某些方面融入主流社會,表現為區隔-融合模式。Gordon[7]從社會融合的維度,提出包括了文化認同、結構性融合、婚姻融合、身份認同、態度融合、行為接受和權利融合的“七維度說”。還有學者從社會融合的對立面進行研究。Shookner[8]從社會排斥的視角提出了融入鏡頭(Inclusion Lens)模型,指出在社會融入和排斥中涉及的各個有效要素,包括文化、經濟、功能性、參與性、公共資源的獲取渠道、政治、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

                        盡管西方的融合理論為我們開展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然而要解決我國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問題還存在著諸多困難。西方融合理論的根本出發點是整合民族間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的差異;我國流動人口雖然存在著地域文化的差異,但基本有著相同的習俗、信仰,因此,制約流動人口融入當地城市的并不是種族、信仰和文化差異,而是來自于流動人口的個體特征,即內生機制,以及流入地經濟、制度、社會形態等外生機制因素。我國學者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關注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問題,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理論、融合度的測量以及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多數學者認為,影響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是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戶籍制度上的分配制度[9-12];一些學者認為社會資本是影響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13-16];還有一些認為,城市居民對流動人口的接納意愿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17-18];此外,流動人口的個體特征,包括性別、婚姻、年齡、受教育程度,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等因素,均對流動的人口社會融合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19-21]。

                        通過對已有研究的分析,發現在以下方面存在著不足:(1)對“社會融合”的概念界定不清,F有研究中,描述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狀態經常將“融合”與“融入”混合使用,出于不同的角度對影響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因素進行歸納和分析,得到的結論各有側重;(2)在分析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多數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22-23]、邏輯回歸模型[24-25]或結構方程模型[26],這些方法將各影響因素置于同一個層級加以分析;然而,實際研究中收集的樣本指標往往來自于不同的層級和水平,指標之間常常出現嵌套,這種情況下樣本數據不再滿足傳統線性回歸分析中組內的方差齊性,以及個體間隨機誤差相互獨立的假設條件,從而,會出現估計偏差或產生無效估計量,增大模型的誤差項。

                        Lindley和Smith[27]提出的分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不受限制性假設的制約,可用于分析具有嵌套結構的樣本,研究某一層級變量對另一層級變量所產生的影響,并提供穩健的標準誤估計值,是對傳統回歸模型的改進和拓展。本文將在構建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運用分層線性模型,從內生和外生機制兩個層面分析影響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因素,也是對目前僅從單個層面開展研究的補充。

                        2 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影響因素的理論框架

                        2.1 新生代流動人口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這一叫法②。中華全國總工會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③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務農經歷少,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對城市的認同感高,渴望融入城市,然而城市并沒有給他們太多的歸屬感。本文之所以用“新生代流動人口”而不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稱謂,主要原因在于:第一,2014年國務院已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說明政策導向開始逐步消除身份區隔和歧視,減弱二元戶籍制度的影響;第二,“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大部分是農民工子女,但由于生活經歷和外出務工模式發生了轉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工”所占比重較小,并且很多非農業戶口的務工人員為了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和生活環境,也在不斷流動;第三,“農民工”一詞往往被貼上負面標簽,而“流動人口”的表達不帶任何的主觀偏見。因此,本文使用“新生代流動人口”能更好地囊括農業和非農業戶口人群,突出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關于“新生代”的劃分,參照學術界的普遍定義界定為:1980年及以后出生,被訪時年齡超過15歲,離開戶籍地半年以上,在流入地居住一個月及以上,非本地區(縣、市)戶籍的人口。

                        2.2 社會融合

                        國外學者探討的“社會融合”概念主要針對的是外來移民,無論是同化論還是多元論,強調的都是外來移民的文化融合。我國學者提出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田凱[28]的包括經濟、社會、心理和文化的再社會說;朱力[29]的涵蓋經濟、社會和心理的融合遞進說;黃匡時[30]、楊菊華[31]的融入互動說;童星[32]認為社會融合是新移民在居住、就業、價值觀念等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融入城市社會,向城市居民轉變的過程;任遠[17]認為社會融合是一個逐步同化和減少排斥的過程,是對城市未來的主觀期望和城市的客觀接納相統一的過程,是本地人口和外來移民相互作用和構建相互關系的過程;王謙[33]從公共福利的角度指出社會融合是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獲得均等的發展和生存機會,公平公正地享受公共資源和社會福利,全面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最終實現經濟立足、社會接納、身份認同和文化交融的過程。綜上可見,多數學者認為社會融合是一個過程,并會隨著不同的空間、時間和環境發生調整和變化。為此,本文認為社會融合是指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通過相互交往、構建關系、消解差異,從而實現經濟整合、社會適應、文化習得和心理認同的過程。

                        2.3 影響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

                        本文將影響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分為兩個層面(下文涉及到的“兩個層面”均為此含義):(1)來自流動人口個體層面。與上一代流動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到城市工作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更主要的是要扎根城市,謀求體面的就業和發展機會。因此,從新生代流動人口個體層面上,主要包括與個體相關的戶籍、收入及居住等因素。(2)來自流入地區域特征層面。根據Everett Lee提出的人口遷移推拉理論,流入地與流出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決定著人口流動的方向[3]。流入地更好的就業機會、更高的工資收入、優質的教育資源、完善的基礎設施等是影響人口流入的拉力;流入地高額的房租、房價則為影響人口流入的推力;流動人口可能因難以承擔的生活成本而回流。因此,本文選擇流入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作為新生代流動人口群體層面的影響因素。

                        3 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研究的模型設定

                        傳統回歸模型建立時,一般假定研究個體之間是相互獨立的。這一條件在簡單隨機抽樣情況下很容易實現,而在實施多階段抽樣時卻往往難以成立。本文研究對象是新生代流動人口,由于研究對象嵌套于群組對象(各省、直轄市)中,因此適宜采用分層線性模型進行分析。分層線性模型又被稱作多層線性模型,當數據存在于不同層級時,先以第一層級的變量建立回歸方程,然后把該方程中的截距和斜率作為因變量,使用第二層數據中的變量作為自變量,再建立兩個新的方程。通過這種處理,可研究不同層面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本文選取兩層Logistic模型,從零模型、完整模型兩個方面介紹,其他形式的模型均可根據研究需要進行轉化。

                        3.1 零模型

                        零模型是分層回歸分析中最簡單的形式,運用于初始分析,其模型設定如下:

                        第一層方程式(1)中:下標“[i]”表示第一層單位,通常是指被研究的個體層面,即流動人口個體;“[j]”表示第二層單位,指個體嵌套的群體或組,即各省或直轄市;[PYij=1]表示[j]省流動人口[i]社會融合發生的概率;[PYij=0]表示[j]省流動人口[i]社會融合不發生的概率;[logPYij=11-PYij=1]表示[PYij=1]的Logit變換,經過這一變換,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發生的概率可以寫作自變量的線性組合,在廣義線性分析中這一變換被稱作連接函數。由式(1)可知,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發生率的Logit變換僅為包含截距項的線性函數;式(2)表明,截距項[β0j]為隨機變量。零模型每一層只有隨機截距項,是一種沒有任何自變量的模型設定。

                        3.2 完整模型

                        以零模型為基礎,每層引入自變量,從而實現兩層Logistic模型的完整形式,設定如下:

                        式(3)表明: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發生率的Logit變換是K個自變量X的線性組合,[β0j]和[βkj]分別表示與第二層群體[j]有關的第一層的截距和斜率;[εij]代表第一層方程的殘差項。

                        第二層方程中:[Wsj]是第二層中的第s個預測變量;[γ00]和[γ0s]為式(4)的截距和斜率,用來解釋第二層對于第一層的截距;[γk0]為第二層對于第一層斜率進行解釋的截距,即個體層次解釋變量對第一層因變量的影響;[γks]是第二層預測變量[Wsj]對第一層斜率進行解釋的斜率,反映的是跨層級變量的交互作用效果;[u0j]和[ukj]分別為式(4)和(5)的殘差項。式(4)是將第一層與第二層方程整合之后所得的混合模型,該式可以解釋因變量的總體變異是怎樣受到第一層和第二層因素的影響。

                        4 數據說明與指標選擇

                        本文研究數據主要來自兩個方面:(1)第一層,新生代流動人口個體樣本資料來自于2016年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的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該調查采用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PPS抽樣方法,2016年調查樣本169 000人,其中男性88 088人,女性80 912人,新生代流動人口占總流動人口的57.55%。(2)第二層,新生代流動人口所嵌套的群體,即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數據,主要來自《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等。

                        4.1 因變量指標的選擇

                        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學者們分別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但很多學者沒有區分流動人口的主觀融合和客觀融合,甚至不少學者將流動人口的主觀融合片面理解為流動人口的整體社會融合,因此造成研究結論上的偏差[34]。主觀融合表現為流動人口的心理融入,而客觀融合是衡量流動人口是否在居留地成功融合的直接反映,可以通過落戶和居留意愿反映,因此本文選擇表征流動人口客觀融合的落戶和居留意愿作為因變量。該變量是分類變量,其中:“落戶意愿”通過全國流動人口監測調查問卷中“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戶條件,您是否愿意把戶口遷入本地”的題項結果表示;“居留意愿”通過“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長期居住(5年以上)”的題項結果表示,調查結果如表1所示。“落戶意愿”回答選項分別為“愿意”“不愿意”“沒想好”,以“沒想好”為對照項,依次賦值為1、2;“居留意愿”回答選項分別為“打算”“返鄉”“繼續流動”“沒想好”(統計中,將“返鄉”與“繼續流動”合并為一項,作為“沒有打算”),以“沒想好”為對照項,依次賦值為1、2。

                        由表1可知,“愿意”落戶和“打算”居留的流動人口并不完全重合,“愿意”落戶的流動人口僅占調查總數的37.67%(57 535人);“打算”居留的10 2902人中,只有48.74%(50 150人)“愿意”在遷入地落戶。另有16 264人未對“落戶意愿”作出選擇,這部分流動人口在“居留意愿”方面均選擇了“返鄉”或“繼續流動”。這表明有五到六成的流動人口更愿意保留原戶籍,流入地僅為臨時工作地,或在有更好機會時可能隨時離開,或者無法融合進流入地,只能在戶籍地和流入地之間循環遷移。

                        4.2 自變量指標的選擇

                        第一層中選擇的自變量主要是影響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個體層面因素。根據調查結果,選擇能夠有效回答的以下變量:(1)制度因素,檢驗戶籍性質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由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引起的就業、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等制度是制約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10,12]。本文在檢驗制度因素對社會融合影響時,選擇戶口性質、是否參加養老保險,以及是否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作為變量,并將鄉—城流動人口與城—城流動人口進行比較。(2)家庭特征,檢驗家庭因素的影響。有無家庭成員隨遷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有著顯著的影響[35]。根據流動人口監測數據計算可知,新生代流動人口家庭化流動特征明顯,戶均規模在2.5人以上,2人及以上的家庭占比超過81.8%。本文在檢驗家庭特征對社會融合的影響時,選擇的主要變量有家庭月收入、同住家庭成員占比、是否獨自流動等。(3)居住狀況,檢驗住房因素的影響。隨著居住支出在流動人口生活支出中占比的增大,流動人口的居住因素正在成為影響其社會融合的一個重要因素[36]。本文選擇住房性質、購房打算表示居住狀況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影響。

                        第二層中選擇的自變量主要是人口流入地的特征因素。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流入地因素在遷移模式中所起的作用就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37-38]。Maeesy[39]指出,地方經濟、社會政治條件等因素與遷移決策相互作用影響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我國各省市人口構成、經濟發展、城市規模、文化和語言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而,流入地因素對流動人口的遷移模式和社會融合會產生較大的影響。例如:Sun[40]和Zhang[41]研究表明,人們更愿意永遠居住在大城市,而不是其他中小城市;Zhu[42]也指出,雖然高房價是阻礙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但城市的就業機會和教育質量是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擇年末常住人口數、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房銷售均價表示流入地人口規模、經濟條件等因素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影響。

                        4.3 控制變量的選擇

                        在個體層面,控制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就業行業、就業身份、流動區域、流動原因;群體層面上,控制流入地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不考慮各變量之間的交叉影響。

                        單變量分析結果表明:男性樣本占57.2%,女性樣本占42.8%;1980年前出生、1980~1990年間出生、1990年后出生的樣本分別占36.6%、37.4%、26.0%;12.8%的流動人口僅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47.1%受過初中教育,22.7%受過高中教育,17.4%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受訪對象多就業于服務業(72.2%),其次是制造業(16.2%),7.6%的流動人口就業于建筑業,剩余4.0%的流動人口在其他行業就業;56.5%為雇員,8.9%為雇主,34.6%為自營者及其他。在流動特征方面:92.1%的流動人口主要為務工經商;其中,跨省、省內跨市、市內跨縣流動人口分別占48.9%、34.0%和17.1%;超過四成流動人口在東部省市就業。

                        5 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5.1 新生代流動人口落戶意愿的多層線性模型分析

                        表2給出了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落戶意愿)的多層線性模型分析結果。其中:模型1只包含第一層和第二層中的主要自變量;模型2中加入所有的控制變量,但僅允許各樣本群體擁有不同的截距;模型3則將假設條件放寬,允許區域在不同的群體中對社會融合產生不同的影響。根據-2log-likelihood值對多層線性模型進行檢驗可知:三個模型的擬合效果呈遞進改善;盡管群間的關聯度系數顯著,但呈現依次遞減,說明模型的選擇是符合實際的。

                        根據表2所示:模型1中大多數自變量對社會融合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模型2中控制了其他變量,除“家庭月收入”“本地購房意愿”“年末常住人口數”外,其他主要自變量與“落戶意愿”變量之間仍然存在顯著的關系;模型3與模型2的分析結果幾乎相同,只是各變量系數大小略有差別,說明考慮到部分變量的隨機斜率,主要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依然穩健。

                        由模型2和3可知:第一,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制度因素(戶籍)對其社會融入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1)戶籍性質的不同導致新生代鄉—城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顯著低于城—城流動人口;(2)參加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新生代流動人口落戶意愿顯著高于其對照組,且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系數為0.269)比參加養老保險(系數為0.007)的新生代流動人口落戶意愿更強烈。第二,家庭團聚與落戶意愿呈正相關,而家庭總收入對落戶意愿影響不顯著。家庭總收入有助于提升新生代流動人口落戶意愿,但該因素影響作用不顯著;同住家庭成員占比越高越有利于落戶當地城市;相比舉家流動,獨自流動的落戶意愿較低。三個家庭特征因素中,同住家庭成員占比的系數最大,達到了0.903,表明該因素對新生代流動人口落戶的影響最大。第三,自建房產或在本地購房有助于提高流動人口落戶意愿。擁有自購或自建房產的流動人口,比租房者有更強的落戶意愿;本地已購房或打算購房者,其落戶意愿也高于其對照組。第四,不同省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落戶意愿關系復雜:(1)省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表現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則流動人口落戶意愿越強烈,能夠提升社會融合的水平;(2)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越高,落戶意愿越低;(3)年末常住人口數,即城市規模的大小與落戶意愿之間關系不顯著。

                        此外,大部分控制變量對落戶意愿也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女性、受教育程度較高者、就業于其他行業、雇員、因其他原因流動、省內跨市流動者落戶意愿分別高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就業于制造業、自營勞動者及其他、務工經商、跨省流動者。東部地區新生代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顯著高于中部地區。

                        5.2 新生代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多層線性模型分析

                        與落戶意愿多層線性模型構建方法一致,表3給出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居留意愿)的多層線性模型分析結果。由表可見,三個模型的擬合效果不斷提高,群間的關聯度系數依次遞減,說明模型的選擇符合樣本數據的實際情況。

                        對表3進行分析可知,除“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兩個變量外,其他主要自變量對社會融合(居留意愿)均存在顯著影響。具體而言,即使其他條件相同,制度因素仍然會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產生影響;主要表現為:鄉—城流動人口的長期居留意愿顯著低于城—城流動人口;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系數達到了0.659,在制度因素中影響作用最大,表明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流動者居留意愿顯著高于其對照組。

                        家庭特征、居住狀況和居留意愿的關系基本與落戶意愿一致。家庭總收入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流動者的長期居留意愿;與獨自流動相比,家庭團聚(即同住家庭成員占比)系數為1.081,表明該指標越高越有利于提高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自建及在本地自購房者其居留意愿顯著高于租房居住者。

                        從省市層面上看,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對新生代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可以歸納為三種情況:(1)年末常住人口數越多,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越高,即城市規模越大,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越高,兩者之間表現為顯著的正向關系;(2)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越高,流動者的長期居留意愿越低;(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會降低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但影響并不顯著。

                        控制變量對居留意愿的影響與落戶意愿的分析結果基本類似,幾處不同表現在:(1)男性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高于女性;(2)在服務行業就業的流動人口,其居留意愿高于建筑行業;(3)流動人口為雇主或自營勞動者的,其居留意愿顯著高于雇員流動者;(4)市內跨縣的流動人口相較于省內跨市及跨省流動者,其居留意愿更高。

                        6 結論與討論

                        綜合以上分析認為:(1)就流動者個體層面而言,制度因素、家庭特征和居住狀況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有顯著的影響。新生代鄉—城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程度顯著低于城—城流動人口;參加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流動者融合程度顯著高于其對照組;家庭總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社會融合水平;舉家流動相較于獨自流動者社會融合程度更好;在本地購房或擁有自建房產的流動者相較于租房者社會融合水平更高。(2)從省市層面來看:省市經濟發展有利于提升其社會融合水平,而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的提高則會阻礙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年末常住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意味著流入地工作機會更多,競爭也更加激烈,因此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降低,另一方面也說明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接納和包容性更好,因而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又得到了提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意味著流入地經濟發展水平高,因而流動人口落戶意愿增強,但同時也意味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更高,長期居留的意愿則降低。

                        調查顯示,60%以上的流動者愿意在流入地長期居留,融合進當地社會。但是,二元制度約束、經濟立足不穩、社會保障缺乏、住房環境惡劣、地區經濟發展條件等阻礙了融合進程。由于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是多要素交互作用的復雜過程,因而,社會融合并非流動人口個體單方面的事情,融合的實現需要流入地政府改善教育、居住、醫療、保險等待遇,針對流動家庭的迫切需求,提供相關配套基本公共服務。只有著力消除阻礙人口流動和社會融合的各種因素,才能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真正創造有利于提升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發展環境。

                        注釋:

                       、贁祿䜩碓矗骸吨袊鲃尤丝诎l展報告2017》。

                       、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一詞。

                       、墼摱x來自于中華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發布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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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及影響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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